我们来聊聊“曼森家族”（十）死刑

琳达·卡萨比安的出庭作证，前后长达18天。而在她出庭作证期间，在法庭内外都发生了不少闹剧。

首先是曼森。由于他在之前的长篇大论中，曾经多次提到过“检方的证人不可信”，因此法官特意批准了曼森所提出的“要跟证人当面对质”的要求。然而，当再次开庭，法官要求曼森开始和证人琳达对质的时候，曼森突然跳了起来，扑向法官。

（当时法庭里的一名旁听者，速写下了这一幕）

当然，他迅速被法警按倒在地，而琳达则被法警保护着带离了法庭。曼森此举尽管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事实上，他是在用这样强烈的手段从心理上对琳达施压。因为他知道，琳达的证言将为他带来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曼森的其他支持者们 —— 又从斯潘摄影场跟到法庭来的信徒，更有一批临时加入的新人，他们大量聚集在法庭外面，和周围的人群和媒体看起来格格不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给那些准备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施压。

1970年3月，当一名曼森家族的前成员，保罗·沃特金斯（Paul Watkins）准备作为检方证人出庭指认曼森的时候，他被当时在法庭上的一名曼森家族成员认出，并且通过传话的方式，将保罗的身份透露给了法庭外的成员们，称他为“犹大”。在3月的一个晚上，他在自己的车中睡觉时，车子被曼森家族的成员放火，保罗被严重烧伤。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出庭作证的决心。在1970年10月，他伤势痊愈后，他出庭并向检方说明了曼森“想要挑起种族战争”的意图。结合着琳达在加油站中藏起的拉比安卡夫人的钱包，以及她所给出当时曼森的解释，陪审团成员们也基本确认了曼森进行拉比安卡一家灭门案的真实意图。

同时陷入混乱的还有法庭里的被告们。

当琳达出庭作证时，与她相熟的苏珊·阿特金斯、帕特里西亚等等重要谋杀嫌疑犯，在被告席上对她做出“割喉”的手势，并且小声对她说：“你这样做是在杀死我们。”而琳达则望向她们，用清晰的嗓音对整个法庭说：

“不，不是我在杀死你们，是曼森，他早已把你们杀掉了。”

而细心的欧德法官也开始发现，因为法庭安排的失误，所有曼森家族涉嫌谋杀的嫌犯，都同时列席在法庭上 —— 这原本是法庭希望她们彼此指证的安排，但由于她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自己出头保护曼森，因此对于每一起谋杀的指控，这些女孩之间都形成了默契，由某一名成员出面承认，而避免让检方将矛头对准曼森。

因此，法官决定在今后的审理中，这些被告将在出庭时进行隔离。

1971年1月25日，在经过了超过6个月的审理之后，陪审团对苏珊·阿特金斯，帕特里西亚·克伦温克，莱斯利·范·霍登、史蒂夫·格洛甘四名被告，做出了有罪裁决，总共27项罪名成立。而查理曼森的裁决依然悬而未决：所有指向他的指控，都纷纷被苏珊、帕特里西亚和莱斯利“包揽”了下来。

而曼森此时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在狱中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剃掉了，并且声称：

“你们认为我是个魔鬼，那么我就是魔鬼。魔鬼都是光头。”

无疑，他还是在用“你们想要判我有罪，想要把罪名强加在我身上”的说法，来继续给陪审团施压。

为了仿效他，曼森家族的女孩们也纷纷剃掉了头发。

最终的判决，比想象中要来的更早。

1971年3月29日，在大陪审团的表决之下，先前被判有罪的四名被告的量刑结果为死刑。在死刑判决宣布当时，除了格洛甘当场昏倒之外，其他三名女孩却唱起了拉丁文的颂歌。

而就在同一天，先前竭力为被告之一的莱斯利·范·霍登进行辩护，要求她为了保全她自己，而“应该揭露曼森”的律师，罗纳德·休斯（Ronald Hughes，他在1970年11月不辞而别后，莱斯利已经更换了新律师）被找到了 —— 他被海浪冲到了海湾中的两块石头之间，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警方严重怀疑罗纳德·休斯的死亡，与曼森家族的报复有关，但由于从尸体上找不到任何的线索，他的死至今没有解释。

曼森的罪名依然没有进行裁决，因为陪审团还在等待另外一名关键证人的证词：泰克斯。

在1971年2月底，对于泰克斯的庭审（他因为闹绝食，直到此时身体才恢复）正式开庭。作为两起多人谋杀案的直接执行者，泰克斯的证词无疑可以填补陪审团的很多疑点空白。而巧合的是，由于泰克斯是单独受审，因此他的证词不会像苏珊、莱斯利等女孩那样，对曼森进行“有配合的掩护”。

泰克斯对于案情的供述是非常直白的，因为没有受到曼森的影响，他在最初的时间里便将莎朗·泰特和拉比安卡两起多人谋杀案的发生过程讲述完毕。而他的这些证词，恰好填补了由苏珊·阿特金斯最初做出，但随后又自己撤回的那些内容。

1971年4月22日，陪审团作出裁决，认定查理·曼森的七起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 尽管他不是直接动手的凶手，但是策划并唆使实施的主谋是他，因此他被认定为同案犯。

1971年12月13日，曼森再次因谋杀 加里·希曼 和 唐纳德·希亚 被判有罪，陪审团对他也作出了死刑的量刑。而对于死刑，曼森却继续着他的胡言乱语：

“你说的话是你的语言，你发明了那些词汇，然后你把它们做成词典给我，对我说这些是词汇的意义。好吧，那只是你认为的词汇的意思，但是对别人来说，它们可能是别的意思。

所有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来自于你自己。如果你要把我当成一个残忍的凶手，那个凶手其实就是你自己。你懂吗？如果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兄弟，那么我就是你的兄弟。你怎么看待我，看待别人，都要看你自己有多大的爱。我就是你，只有当你敢承认这一点时，你才会自由。我只是你的镜子。

死亡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一个镜子不懂什么叫死亡。对我来说，死亡就是最大的爱。”

在1971年10月21日，曼森家族系列案中最后一个受审者，泰克斯，也在洛杉矶法院被判处死刑。至此，本案的总共6名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的案犯，查理·曼森，泰克斯，苏珊·阿特金斯，帕特里西亚·克伦温克，莱斯利·范·霍登、史蒂夫·格洛甘，均被判处死刑。

然而，死亡却并没有如此轻易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因为此时另一起案件的重审，影响了整个加州乃至美国的死刑裁决。这就是著名的“罗伯特·安德森公诉案”（People v. Anderson）。

1965年8月8日，一名22岁，叫做罗伯特·佩奇·安德森（Robert Page Anderson）的黑人青年，在走进了加州圣地亚哥市的一家典当行后，因为不满于61岁的店主对待他冷淡的态度，于是他提出想看看店里的步枪。在拿到步枪后，他又让店主拿出了子弹说“想试试装弹的感觉”。在他把子弹上膛以后，从后面一枪打在了店主的后背上，店主当场死亡。

店里其他的顾客被这一幕惊呆了，几名顾客跑到店外报警，随后警方赶到，与据守在店里的安德森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警方的增援逐渐赶到，在店外的警力增加到了60人。而安德森为了防止警察突击，把住窗口后向外射击了超过80发子弹，打伤两人。警方也回击了800发子弹，最终击中了安德森的手臂，使他放弃抵抗。

1966年，安德森以三起一级谋杀罪（一起既遂，两起未遂）被判处死刑。但安德森在1968年发起了上诉，提出“自己在店里是进行自卫反击”，因此“两名警察的受伤并不是他蓄意谋杀”。

案件被加州高级法院发回，交由陪审团重审，但陪审团依旧给出了死刑的判决。

1972年，安德森再次提交上诉，并且提出“死刑是针对公民的残忍并不寻常的刑罚，有违美国宪法的第八修正案”。而这次，加州最高法院犹豫了。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加州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认为“死刑的使用确实是残忍而且不寻常的，因为这会使司法一方显得不人道。而且对于国家司法机构的目的来说，死刑无法体现出对人格的尊严，以及法律的公正。”

同时，加州最高法院还引用了人口调查的结果，认为随着加州人口的增加，但通过陪审团判处死刑的人数却在减少，这反映出民众对于死刑的反感情绪。

最后，加州最高法院针对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忍或不寻常的惩罚”进行了解读，认定死刑确实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因此对罪犯实行死刑，确实是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

就这样，在1972年4月24日，加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安德森的死刑裁决。

而这一判决，由于美国是判例制司法体系，因此也立刻对加州所有的死刑犯生效 —— 换句话说，安德森一案的最终裁决，事实上导致了加州废除死刑的开始。

于是在这一判例生效之后，曼森及其他曼森家族的成员，在1972年纷纷提起上诉，并且刑罚都被从“死刑”改为了“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相信这对于很多看到这里的读者来说，都会认为是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的裁决。然而我一直在这个专栏中，想要告诉大家的一种“阅读事件”的方法，是你需要把一切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以及影响，都放到事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

在70年代初的美国，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社会风潮。有支持美国扩大越战的传统价值派，也有反对越战、反对战争、反对核武的学生运动；有支持黑人平权，人种平等的改革派，也有倡导黑人应该用暴力去破坏美国社会，用武力抗争来争取自由的极端黑人运动，更有坚持白人至上、有色人种应该被打压的三K党；有宣扬妇女应该回归家庭、恪守传统价值的保守价值观，也有妇女应该争取平等选举权、雇佣权、从家庭中解放妇女的女权运动。美国人的思想，在这个年代变得前所未有的分裂。

而在这些风潮中，人们旧有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以往的行为规范被新的规范所取代，直觉上的判断被更深层次的思考所影响，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中，许许多多的案件判决，事实上都反映着社会思潮的变动。

而在曼森这起案件中，被告一方抬出的“死刑违宪”主张，毫无疑问是一张杀手锏：因为无论社会思潮如何风起云涌，但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会支持同一个观点，那就是“遵循法律”。确实，法律可能会有漏洞，法律可能会有偏颇，法律可能会不合时宜，但话说回来，“恶法亦法”，法律的问题需要通过修改法律，而不是通过破坏法律来进行纠正。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各州立法、司法，其实是基于遵循合众国宪法的基础上各自独立的。因此，在一些思想更为解放、自由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纽约、马萨诸塞、特区等等，这些地方对于法律的解释往往是更加“宽松”的。而反过来，在诸如阿拉巴马、得克萨斯、南卡罗莱纳这些“保守”州，司法上会更显的“严厉”，对于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也更加坚决。

有趣的是，这样的“自由”与“保守”的品性，事实上也反映在了这些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颜色阵营。

因此，尽管在今天看起来，我们都会认为曼森一伙人的判决过轻。但是在1972年当时，他由于在思想更为自由的加州受审，因此获得了“终身监禁”这一判决，其实并不算是太奇怪的结果。

一年之后，曼森将自己额头上的“X”，又添了几笔，变成了纳粹党的象征符号“卍”。

关于这个行为，在记者对他的一次采访中，他曾经解释过：

“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一个邪恶的符号。既然你们这样认为，那我就让我自己成为这个符号，我额头上的这个标志，就是邪恶，所以我就是邪恶。”

而这个“卍”，在昆丁的另一部“荒诞历史”电影，《无耻混蛋》中，作为了一个彩蛋出现。

因为被改判终身监禁，因此曼森和他的手下们，都获得了寻求保释的机会。1978年，在被关押了7年之后，曼森申请了第一次保释。事实上在他的监狱生涯中，他曾经先后申请过11次保释，但每次都以“毫无改悔迹象，依然对社会存在危害”为由，被法庭一次次拒绝。

进入了监狱的曼森，显然依然没有从他“邪教教主”的位子上走下来。他几乎每年都会接到无数来自电视、报纸的采访需求，而他也很狡猾地利用这些“优势”，除了对监狱外的世界不断输出他那套“价值观”之外，也在监狱内把自己树立成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的样子。

在《Mind Hunter》中，FBI的专家们对曼森进行的采访，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里。

然而曼森这样高调地抛头露面，大出风头，是显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快的。

1984年9月25日，曼森在监狱中关押期间，突然被另一名犯人袭击：他被打倒在地，全身浇上天那水（化工有机溶剂），并且点火焚烧。这次袭击造成曼森全身18%面积的2-3度烧伤，脸部、颈部和躯干都留下了疤痕。但在一年之后，这次袭击在监狱的调查之下，做出了结论：因为这名犯人信仰印度教，曼森对这名犯人进行过多次“口头威胁和挑衅”在先，因此这名犯人作出的行为是一种“合理自卫”，不予起诉。

而在这之后，在监狱中针对曼森的个人袭击行为，开始有增无减。出自于“保护”的目的，加州当局将曼森多次调换监狱。而曼森在这段期间里，也似乎恢复成了他之前年轻时的模样：在监狱里当一个尽量不引人注意的人，躲避着人们的目光。

媒体似乎已经渐渐淡忘了曼森，因为在他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更多、更恐怖的犯罪，例如连环杀人犯泰德·邦迪等等。而与此同时，60年代末期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追求自由解放、灵修、药物滥用的“嬉皮士文化”，也在逐渐降温。因此，作为一个当时时代的符号，曼森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然而，依然有一批人，还在神化着他，追随着他。

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甚至在我写作这个《曼森家族》的过程中，也收到过一些中国的“曼森追随者”的评论甚至是威胁。但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连木岛佳苗这样的连环杀人犯，都有许多拥趸支持她，甚至提出跟她结婚。也许在粉丝眼里，偶像永远是对的，是清白的。

莱茵·佛墨，曼森最初的5名追随者之一，此前曾经策划了对关键证人芭芭拉·霍伊特的谋杀行动。在曼森家族的关键分子纷纷入狱之后，她担负起了“继续曼森家族事业”的责任，成为了曼森余党们的领袖。

为了“证明曼森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佛墨和她的同伙们开始将自己的“斗争目标”，转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空气、树木、水源和动物（Air, Trees, Water and Animals）”。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口号，然而在这句口号背后，佛墨和其他曼森余党们，依然坚持着“用暴力和鲜血去洗刷世界”。

1975年7月，为了寻求连任竞选中的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福特宣布了将在当年9月5日，前往加州萨克拉门托，进行一场政治演说。而与此同时，美国环境署也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提出在加州广域发生的雾霾，已经严重影响了加州的空气质量和植被生长。

在一些极端环境保护组织中，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来：很多环保组织提出，将会在福特总统造访萨克拉门托期间，以抗议的形式要求政府依据1963年和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尽快解决雾霾问题。而佛墨的计划是，她会混入环保主义者们的队伍，对福特总统直接行刺。

9月4日，福特总统到达加州的前一天，佛墨准备了一把柯尔特M1911手枪，以及20余发手枪子弹。这支手枪是美国军队制式装备，通过旧枪贩的渠道流入市场，并最终被佛墨买下。

9月5日清晨，佛墨穿上了一身鲜红色的连衣裙，将M1911子弹上膛，绑在了大腿上，用裙子盖住。之后，她只身来到了福特总统将要出席活动的加州议会大厦外面，挤入了人群之中。

此时的时间是上午接近10点，在议会大厦外面，人们拥挤在警方的警戒线后面，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加州当地的福特支持者们，他们几乎都涌到了最前排，呼喊着支持福特连任的口号。而抗议者们则举着各种标语，被支持者的人群们挤到了后排。

10:02，福特穿过了林肯大道，来到了大厦前的广场上。当他注意到有人数众多的支持者们在场之后，他在保镖们的保护下，来到了人群旁，开始跟人们握手。而此时，一身红色连衣裙的佛墨也挤到了第二排。由于衣着格外引人注目，福特注意到了她。

在福特总统的面前，无数只手热情地递了过来，他满面笑容地跟这些伸过来的手握着手，而当他看到那位红色连衣裙的女孩伸过手来的时候，却愕然地看到，那只手上握着一只散发出黑色金属光泽的手枪。

此时佛墨离福特，仅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她扣下了扳机，枪发出了一声金属撞击的清脆响声。

然而并没有子弹从枪膛中射出来。

听到了枪机声音的保镖们一拥而上，将佛墨直接按倒在地。福特总统一脸惊慌，他显然认为自己可能已经中枪了，然而事实上自己却毫发无损，这让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其余的安保人员们迅速围拢上来，簇拥着福特总统离开人群，直接奔向议会大厦。

佛墨被按倒在地，带着绝望的笑声嘶吼着，“竟然没开火！枪竟然没开火！”她不知道的是，M1911在装弹之后，需要拉动枪的套筒，才能将第一发子弹顶入枪膛，扣动扳机才会开火。在准备刺杀福特的过程中，她显然为了怕走火，所以并没有提前拉动枪套。而当她从裙子中取出手枪的时候，或许是出于疏忽，或是怕被旁边的人发现，她并没有去拉动套筒，而是直接将枪对准了福特的身体。

就这样，在曼森被捕之后，曼森余党所作出的最疯狂的举动 —— 刺杀美国总统，就这样失败了。

1975年11月19日，佛墨因阴谋刺杀美国总统，被判处终身监禁。

此时她仅有26岁。

1987年12月23日，在监狱中度过了12个年头之后，佛墨从联邦监狱中越狱逃走，并且尝试去监狱探望曼森。尽管在此时，此前和曼森一同被捕的重案犯们，著名的“曼森三女神”苏珊·阿特金斯、帕特里西亚·克伦温克，莱斯利·范·霍登，都已经在服刑期间公开批判了曼森，与曼森公开决裂。

曼森的支持者，曾经人数众多的曼森家族，此刻只剩下了两个人：莱茵·佛墨 和 桑德拉·古德。

忠心耿耿的佛墨并没能见到曼森，她在越狱两天后，被警方守株待兔直接抓获。

佛墨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了22年，直到2009年8月，她才通过了保释听证会，重获自由。此时她已经61岁。

自从26岁进入监狱以来，她的大半人生，都是在对曼森的笃信，以及监狱的禁锢中度过的。而出狱后的她，依然没有放弃对曼森的痴迷 —— 尽管她在这次出狱后，开始跟一名男子同居。

而这名男子，也是一名刚刚出狱不久的杀人犯。

曼森仅存的另一名支持者，桑德拉·古德 ( Sandra Good )，我在之前并没有太多介绍过她，因为在曼森家族中，她只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角色。

桑德拉出生于1944年2月20日，父母自幼离异。她从中学时起，便显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女孩的气质：她有许多非常独立的思考和主张，并且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但大部分她的想法都颇为过激。她先后考入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俄勒冈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学院，但都最终辍学。

她加入曼森家族的时期很晚，但她记得每一次曼森对她所说的话，以及每一次曼森对她投来的目光。可以说，在对曼森的狂热上，她可能是曼森家族中最强烈的一员。

当曼森和其他成员被捕之后，她和佛墨成为了密友，一起将剩余成员笼络起来，并且积极尝试过通过劫狱的方式，将曼森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在佛墨因刺杀福特总统被捕之后，大量成员就此彻底退出了曼森家族，而她却丝毫不为所动。她甚至为了“提高曼森家族的号召力”，通过广播和给报社写信的方式，发出了许多恐吓信息，声称“来自全世界的活动者们将来到美国，刺杀福特总统以及170名公司高管，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继续污染环境。”

而在这些恐吓信息里，她把那些已经离开了的曼森家族成员们的名字，罗列成为了一个“杀手清单”。她的意图很明显：如果这些人要脱离曼森家族，回到正常社会的话，她也会用自己的办法，让这些人在正常社会中活不下去，最终仍然会回到曼森家族中来。

在1976年3月16日，桑德拉因散布恐吓言论，被联邦法院判处15年监禁。

桑德拉在1985年12月获得了保释机会而出狱。在1991年，她将自己的住处搬到了曼森的监狱隔壁，并且直到今日，她依然在网上为曼森以及曼森家族，进行着“辩解”。

这就是最后一名“真正的”曼森信徒的人生。

而大量所谓曼森的“新信徒”，她们从未见过曼森，甚至没有直接接触过任何曼森的信息。她们并不真正知道曼森是怎样的人，也不曾了解过他劣迹斑斑的人生，以及他在监狱人生中的方方面面。被她们拿来当作“信仰”的，其实仅仅是曼森在采访中所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以及他为了树立权威，而有意做出的特立独行的行为。

与其说她们对曼森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一种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亚文化现象。

阿芙顿·爱莲·伯顿（Afton Elaine Burton），就是这样一名“新信徒”。

阿芙顿出生于1988年，伊利诺伊州碉堡山的一处小村庄，家里以务农为生。在16岁那年，她从网上看到了查理·曼森的一些“名言”，从此她便迷上了曼森。2007年，阿芙顿带着自己2000美元的积蓄离家出走，开始在美国各处流浪。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走曼森所走过的路”。而在这期间，她慢慢变成了一个“21世纪的嬉皮士”，一个过激的环境主义者，完全素食主义者。

2008年，阿芙顿来到了加州，而她的目的就是“亲眼看看曼森”。她在关押曼森的监狱附近安顿下来，每周靠打零工为生，每到周末都会去探望曼森。而此时的曼森，已经72岁了。

对于阿芙顿的出现，曼森其实显得并不很适应。因为在监狱中遭遇过诸多来自其他犯人的歧视和恶劣对待之后，曼森已经主动选择了隐姓埋名，不起眼地在监狱中苟活。尤其当曼森在社会上的热度消退之后，也许久没有过媒体的来访了。因此对曼森来说，阿芙顿对他如此过分的热情，事实上令他自己感到了一些不安。

而阿芙顿也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曼森在监狱外的“第一联系人”。她开始联系美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曼森粉”，号召她们为曼森募捐，并且亲自管理这些来自粉丝们的礼物和金钱。

2015年，在与曼森长期维持探视关系长达8年之后，阿芙顿单方面对媒体公布了消息：她要跟曼森结婚。

于是一波热度再次掀起：曼森将要和比自己小53岁的女孩结婚的消息，立即吸引了一部分猎奇媒体的注意。

然而在狱中的曼森，却主张着“他并不想结婚”。事后人们发现，阿芙顿所持有的“结婚申请”，有效期仅到2015年2月。

而阿芙顿也对监狱当局提出过要求，声称自己作为曼森的“未婚妻”，希望能够获得曼森去世后的尸体。她准备将曼森的尸体永久保存在水晶棺中，作为纪念，也为了其他人来“瞻仰”。

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手续 —— 曼森始终没有在结婚申请上签字，因此阿芙顿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偿，和曼森正式结婚。据曼森的狱友们透露，曼森在晚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厌世感，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一直在被各种有目的的人们利用着”。他的形象被制作成恐怖电影，他的名字被用来当成摇滚乐手的名字，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恶。

他不想再成为娱乐的消费品。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曼森只想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2017年1月1日，曼森在狱中出现了急性胃出血的症状，被当即隔离送医。由于身体状况极差，医院判断曼森无法接受手术治疗，因此在1月6日，曼森被送回监狱，并且维持保守治疗。从这时起，由于曼森的身体条件限制，阿芙顿对曼森的探视便被狱方中断。

保守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2017年11月15日，在又一次大出血后，曼森被送回医院进行抢救。11月19日，由于内脏多器官衰竭，心脏骤停，曼森在加州科克伦的贝克斯菲尔德慈善医院（Bakersfield Mercy Hospital）宣告死亡。

曼森先后给两个人留下过遗嘱：一份是给自己在监狱中的笔友，麦克·钱内尔斯（Michael Channels），另一份给了自己的朋友，本·格瑞斯基（Ben Gureski）。这两份遗嘱的内容相同，都是承诺将曼森的所有遗产、遗物包括自己的尸体，交由对方。然而，因为两份遗嘱的立嘱时间有先后，因此持有较新遗嘱的本·格瑞斯基具有获得更高的优先权。

而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曼森的孙子 杰森·弗里曼（Jason Freeman）也提出了主张，希望获得曼森的尸体。

杰森·弗里曼是曼森与第一任妻子，罗萨莉所生的长子，查理·曼森·Jr的儿子。在1993年，38岁的查理·曼森·Jr 由于不堪心理上的重负，选择了自杀，留下了尚且年幼的杰森。而杰森随后跟着母亲改嫁，将姓氏改为了弗里曼。

法庭最终调停的结果，是由本·格瑞斯基继承曼森的遗物，而曼森的尸体交由了杰森·弗里曼进行处理。杰森在2018年3月20日，将曼森的骨灰下葬。

讽刺的是，在曼森的后事处理中，曼森既没有给“未婚妻”阿芙顿留下过任何的遗嘱，也没有留给她任何可以用来“纪念”的东西。

关于曼森本人的晚年、死期和后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他曾经呼风唤雨，在60年代末的美国一度成为风云人物，但在时代的变化之下，曼森最终也仅仅是蜕变回了他原本的样子。他从不是神，也从未接近过神，也许只是在毒品、酒精、流浪的作用之下，让那一代怀疑传统、怀疑信仰、怀疑社会价值的年轻人，将他捧上了神坛。但当一切都“过时”之后，人们一哄而散，剩下的只有一个在台上演独角戏的小丑而已。

最为可悲的并不是曼森，而是那些因为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即使在真相被揭露后也“粉到底”的那些拥趸们，她们的人生在20来岁时，就已经画上了句号。

在最后一期中，我将为各位讲述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曼森女孩”们，是如何在无聊单调的监狱中头发变得雪白，皮肤生斑变皱，度过了毫无意义的人生的。时间会给她们比死亡更可怕的惩罚。

我们下期见。